[摘 要]:从整体性的文类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文学建模和可视分析，发现生态批评话语广泛的“跨文类”存在，体现为生态小说与其亲缘亚文类在长时段历史中呈现出的一种语词维度上的交互现象。运用计算模型进一步捕捉到这种“泛生态性”于整个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扩散样态，并对其实质进行不同层面的检验与细读分析，不仅勾勒出生态批评话语的演变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也完成了针对算法自身的自反性批评。这是一个新元素与小说话语相互渗透、杂合的历史过程，从大规模文本的极值分析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生态意识对原住民小说、科幻小说等20世纪新文类的形塑过程，由此揭示了小说写作中日益显著的批评性因素及其实践意义，凸显了生态批评话语与当代反殖民、反种族主义叙事深度杂糅的文化进程。
[关 键 词]:文类；生态批评；计算批评；数字人文；远读
一、问题的提出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西方著名理论家曾指出，20世纪以来，“批评”（criticism）与“创作”（creation）的界限进一步模糊，理论批评与文学写作相互渗透、拼贴乃至彼此互文。批评不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直接参与到文本意义的主动建构过程中来，带着彼此影响的种种痕迹，呈现出一种双向的作用力——“所有文学都是互文的”。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这种互文性不仅发生在文学内部，更存在于文学与非文学的话语之间。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文类的法则》（The Law of Genre）中确立的，任何文本的生成都伴随着一种“污染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tamination）与“寄生的经济学”，文类的越界不仅打破了小说与诗歌的界限，在更广阔的“普遍文本性”（general textuality）层面上，也淹没了文学与其“他者”之间的边界。这似乎意味着，作为文学的传统他者的批评话语与文学创作的混杂症候，很可能正是现代文类的重要特征。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表、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中所展现的文类研究，那种描绘各小说亚类型单一生存策略的“演化图”（graph），在多大程度上仍适用于20世纪以来的文类发展，将成为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文本类型真的会独自进化吗？批评话语是如何与现代主义以来的写作共生，乃至参与了文类形构的？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尝试从互文性出发，去考察一种典型的现代写作类型“生态文学”是如何从内部“吸收”批评话语并靠其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以期提供比莫莱蒂的进化路线更为丰富的图景。
一般而言，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和生态小说（ecofiction）被认为是两个既相区别又有所交叉的写作类型，都带有一定的文化实践性。从时间上看，生态批评的概念正式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继而催生出“生态小说”这一类型概念，但概念的“后发”并不意味着写作晚近才出现，生态元素在小说中的存在可以追溯至小说兴起的18世纪。至20世纪，生态小说在美国重建阵地，其背景正是环境主义运动所创造的政治文化大环境。也就是说，20世纪的生态批评正是生态写作以及生态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它自产生之初便没有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更是一种文化批评。与之相应，所谓生态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批评实践的意味，至生态批评正式出场后，体现出更强烈的以思考来介入现实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批以斯梅蕾（Jane Smiley）《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金恩（T. King）《绿绿的草，流动的水》（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库切（J. M. Coetzee）《动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及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疯癫亚当三部曲”（“The MaddAddam Trilogy”）等为代表的探讨自然环境与人类寄居者关系的虚构作品，被视为同时参与了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更大的文化思潮。因而有人认为，“生态批评”促成了生态小说文类的定型，生态小说也反向引领了生态批评的四次转向，在不断循环反馈中完成了文体的进一步交融。
客观地说，以上这类认识建立在对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某种既定理解之上，有可能是理论意识先行的，也还未取得大规模文本层面的有效证据。而纯粹从文类确立的角度看，正是这种思想与文学的密切交织引发了关于什么是生态批评、什么是生态小说的界定难题，迄今学界仍然莫衷一是，导致了大量关于研究起点、对象范围和方法视角的争议，也折射出现代文类在界定和形态研究上的普遍困境。事实上，这一困境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强烈的跨文类特征可视为生态文学的核心属性，生态话语在广义的生态框架下展现出双重扩散机制：首先，它体现为批评意识与虚构想象之间破除壁垒的对话；其次，由于任何探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作品都有可能被卷入这一话语场，生态议题广泛地辐射到了诸多类型文学之中。基于此，我们无法再孤立地关注某种单一文类的线性发展，而是要采取文类研究（Genre Studies）的中观视角，去考察与生态批评话语密切相关的类型文学集群是如何在20世纪的理论与文本的相互“污染”与“吸收”中最终确立其自身形态的。
在呼唤远读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文学数字人文研究形态的计算批评（computational criticism）为我们提供了在更广泛的历史文化空间中、从不同尺度上观察文类的可能。具体而言，我们完全可以以生态批评话语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为例，运用文学建模与细读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尝试获得关于20世纪文类形态的新认识。实际上，这一类研究已有少数先例。霍伊特·朗（Hoyt Long）和苏真（Richard Jean So）曾运用计算建模考察了意识流叙事在全球的传播，将其抽象为语言学特征与修辞元素，再现了意识流跨文类、跨语种的扩散模式，修正了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等人的世界文学体系模型。辛尼金（Daniel Sinyklin）、苏真等学者以《牛津经济学词典》中的术语与概念为基础，建立小说“经济程度公式”，作为1950年至2000年间经济学在美国文学中的传播模型，试图探讨年代、性别、种族等因素对经济小说的影响。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将机器学习引入模式识别，在数以万计的文本尺度上探测不同性别、不同亚文类创作之间的差异，考察文类观念的稳定性。与此相似，芝加哥大学文本光学实验室（Textual Optics Lab）对九千余本20世纪美国小说进行文类识别，使用TF-IDF算法作为提取特征词汇的依据，探究了不同文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上述研究都启发我们，可以用语言修辞层面的特征来表示文本，进而以计算模型衡量不同写作类型之间的关系变迁，最终从更长时段中捕捉多种话语的演变痕迹，与研究传统展开对话。
经过反复的测量、实验、建模和不同水平上的细读检验，本研究尝试提出并验证几个基本观点：其一，虽然“生态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表现为一个具体概念，它指涉的却是一种广泛存在、生生不息的话语形态，包括我们所认为的生态小说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写作种类，形成了一个与生态问题相关的文本谱系。其二，生态批评话语不仅介入了20世纪美国生态小说的生产过程，还在其他小说亚文类中留下痕迹，模糊了既有文类标签之间的边界。这一例证为我们理解20 世纪变动不居的文类关系提供了更直观、具体的形式样态，或将回应人们对某一文学类型概念是如何、在何处以及为何流传的思考。为此，我们首先要对生态批评话语建模，寻求能够被算法识别的特质。由于我们想要弄清的是生态话语对于主题类型的影响，本研究特别选取了特征词汇作为生态批评话语意义单元的代表，这一指标恰能用于不同文类之间关系的计算以及历时变化的测量，可以说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与代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致力于生态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模，将历时分析与返回文本层面的检验、解读相结合，重点挖掘生态批评话语演变背后的文化因由，最终力求回答：在整个20世纪乃至更长的历史阶段内，生态批评话语在美国小说中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发展的，展现出了什么样的轨迹和共性？它在以生态为核心的文本族群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二、发现“泛生态性”：生态批评话语的跨文类存在
首先，为了呈现长久以来人们所说的“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及其更广泛的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采用相关性检验的方法，来初步确立生态批评与各种虚构写作之间的关系，继而追问成因。我们意识到，所谓生态批评话语，可能遍布于生态批评、生态小说以及其他与生态主题相关的小说亚文类中，因此可以通过计算生态批评话语与各类小说的相关性来确认其存在，并设计算法公式将这一“影响”反映出来。在亚文类的选取上，我们参考当代著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加德（Greta Gaard）的论述，选择了科幻小说与哥特小说，这二者是我们猜想很可能与生态话语具有重要关联的类型；同时还利用人们一般认为离生态话语较远的“战争小说”，建立起一个“远端对照组”，用于对比验证。我们的猜想是，生态批评话语与这几种小说话语间存在潜在的重叠性，基于这一假设，探究几种文类在词汇和修辞层面的相关情况：算同一生态批评关键词丛与各子语料库中的TF-IDF高频词排列顺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而获知生态批评话语与各种小说话语之间相关性的强弱，以进一步说明问题。具体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一流程图
（一）话语建模：生态批评话语的词汇表征
为了获取生态批评话语有可能指涉的更多文类，本研究欲从多种小说亚文类的语义空间中寻找生态批评话语的相关词汇群。首先，我们从被时人或作者自身指认受到生态思潮影响以及被后世确立为“生态写作”的文本中挑选出60部长篇小说（样本的覆盖时间上至生态意识萌芽的18世纪，下迄2021年，以十年段为单位的文本时间分布见图2），构建起一个生态小说实验组语料库，共计7 050 522词）。其中，经典生态小说主要分布在20世纪以后。
图2 生态小说文本的时间分布
我们根据生态小说的年份与数量，建立了科幻小说、哥特小说和战争小说对照组语料库。生态小说是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科幻和哥特小说是我们猜想很可能与生态话语具有一定关联的类型，而战争小说则是为了验证这种关联而设置的一个“远端对照组”。这三类各60本小说的篇目，均取自“剑桥指南”系列中科幻、哥特、战争小说三部指南书籍的附录年表，分别包含9 021 082词、6 633 043词和8 625 917词。
为了知晓生态批评话语与各小说话语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需要取得能够代表批评话语的“生态关键词丛”，用于计算这一词丛在不同语料库中的词频排序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选择了以《幸存者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等为代表的生态批评文集和专著共32本来建立“生态批评文集语料库”。将此“生态批评语料”与前面的四种小说语料合并为总语料库，通过文本预处理获得约12 300 000字的文本。其后，启用简单直观的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即词频—逆文本频率）高频词算法，从总体语义空间中，提取生态批评语料相对于整体语料的特征性词群，我们把它视为生态批评话语区别于其他几种话语的最微小存在单元的集合——“生态批评关键词丛”。经计算，选取TF-IDF值大于0.005的单词，去除重复单词、剔除人名、学术用语与功能词后，得到特征词汇489个。
（二）相关性验证：生态批评话语在类型小说中的显现
那么如何来获知生态批评与小说话语的相关性程度呢？在前人做法中，可以计算关键词群在两类话语中出现频率的排序，再对比相同单词在不同话语中出现频率的数值以及序列位置，以此来获得两类话语的相关。这里我们也采取计算高频词排序的做法，也就是首先将这489个生态关键词在不同的文本库中按TF-IDF词频值从高到低排序，继而计算这五个词序列之间的相关性，以词序相关度来代表批评话语与各种小说话语之间的关联程度。
将生态关键词丛在五组语料库中的TF-IDF高频词序列分别输入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双尾），获得各组语料之间的相关度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生态关键词丛在各语料库中的TF-IDF序列之间的相关度
相关性计算结果显示，生态批评关键词丛在生态批评文集语料库中的词频排序与其在生态小说语料库中的排序的相关最为显著（0.270），显著性达到0.01级别。批评集中关键词排序与各类小说的相关性大小呈现为生态小说（0.27）>哥特小说（0.195）>科幻小说（0.125）>战争小说（0.067）的递减趋势，其中生态小说、科幻小说、哥特小说均与生态批评在0.01级别显著相关，战争小说则与生态批评几乎不相关。这一结果不仅符合我们的预想，初步显示了“生态批评话语”与“生态小说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还展现了算法的区分力。例如科幻与哥特这两种本来就有所交叉的类型文学中，生态关键词序相关性高达0.518；而生态小说与科幻小说中的词序相关为0.326，与哥特小说为0.237，与战争小说为0.22，可以说同属于“虚构小说”的类别，呈现出了内容相关上的递减，这一结果完全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一方法不仅准确描述了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之间的强关联，也确认了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之间的亲疏远近，显示了关键词丛的建构在表征上的有效性，并且将这种亲缘关系的可能起点延长至18世纪后半叶，体现了小说话语体系内部既相交又区分的特点。
这里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最为我们所关注的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的相关在整体对比中占据了独特位置。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大于生态批评与科幻小说、哥特小说之间的相关性程度，而且这种大于非常显著，差距达到0.075至0.145（0.270与0.195、0.125），接近50%；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的相关（0.270）已经逼近了几种小说亚文类自身之间的相关，甚至超越了生态小说与战争小说、生态小说与哥特小说的相关（0.22，0.237），唯一未能超越的是生态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相关（0.326）。那么由此可否说，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间的确存在一种强大的主题层面的关联，这种联系的强度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越几类虚构作品自身之间的主题相关度，成为一种真正“跨文类”的存在，且在科幻和哥特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关联，我们姑且称其为“泛生态性”，用来描述某种跨越了小说与理论批评的边界、且在一些与生态小说相关的类型写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由于我们计算的是频次序列之间的相关，即不仅要看各类写作中有哪些重要语词，还要看这些词对于各类写作的代表性和重要程度如何，也就是说计算的是生态话语在各类写作中的分布样态之间的相关——那么纠其实质，“泛生态性”便指的是生态批评、生态小说及其亲缘亚文类之间的一种话语共享、共生现象。
至此，我们通过实验初步揭示了生态批评话语在文学史上可能具有的关涉度和凝聚力。生态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后设概念”，它实际指涉的范围却可能上迄18世纪、下至21世纪初，辐射面较广。如果说生态批评与1970年前小说的关联，体现的还是批评思想对写作实践的回应，抑或某种不谋而合，那么或许有理由认为，1970年后批评对写作的影响则有可能是实质性的，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正是此后的生态话语对文类总体上的塑造作用。
（三）语词层面的泛生态性
我们提炼出了“泛生态性”这一概念，用于概括18世纪以来一批与生态思想相关的写作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如果仅从文学视角来看，历史上的“生态批评”可能不仅与我们所认为的“生态小说”联系紧密，也关涉科幻小说、哥特小说等等亚文类。需指出的是，计算批评始终扣准操作谈意义，但并不是单纯借助操作程序随意提出主观观点，而是要通过建模、推理和验证诸环节，把具有一定客观基础的潜在可能性“发现”出来，继而“细挖”并确定这一文学现象的内涵与外因。
这一初步的结果令我们想到，安德伍德曾经利用机器学习对侦探小说（即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做文类识别，发现两种文类标签在将近两世纪的发展周期中保持了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它们与其他小说之间的边界始终存在，并且这种稳定性在一些共有词汇中得到体现。这一结论打破了莫莱蒂提出的英语小说亚文类具有25年生命周期的结论，为长时段的文体、文类研究提示了路径。安德伍德还强调，稳定性并不等同于排他性，某种小说亚文类发展的初期与中期也会与其他亚文类频繁互动，展现出一种从众多亚文类中脱胎而出、稳定后又逐步向外扩散的形态学症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体交互有可能是现代文类的发展特点，生态元素广泛存在于多种亚文类中，文类内部确实存在的“稳定性”也为我们的建模提供了基础，成为关键词丛表征方法的内在依据。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语词层面看清这种“泛生态性”的实质，在更细的粒度上完成对相关性建模本身的理解和检验。首先，我们需要知晓哪些词汇造成了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科幻小说、哥特小说之间的共性。将各组小说语料中的生态关键词表按各自的TF-IDF值计算出前50个高频词，再进行分类汇总，可知生态特征词汇在各种小说中分布的交叠与差异，供我们进一步衡量“泛生态性”在不同文类之间表现的异同。所得单词及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组生态关键词丛前50单词的共有情况
显然，尽管具体排序不同，但不同组别的高频特征词之间有所重叠。在所有“泛生态性”文本（第一排）中，“自然”构成了这些写作的重要面向：无论是“nature”“landscape”“wilderness”（高亮词汇）等指称自然界的词汇，还是“forest”“planet”“wood”“rock”“sea”“island”“leaf”（高亮词汇）等物象实体，都让我们注意到了自然现象在小说与批评写作中的普遍存在。这一共有结果让我们意识到，自然及其相关指称在各种文体观念的构成中都占据重要地位，生态思想在小说中的赋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程度更深远，它很早就进入各类写作意识中，弥散在小说话语体系中。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society”“material”“global”“town”“farm”“village”（斜体词汇）等关乎人及人类社会的词汇同样分布在生态小说及其亲缘亚文类中，说明生态批评话语的关注对象不仅有自然物事，还有人的社会与精神生态，将天然与人工统合在地球乃至宇宙的生命统一体中，也使得生态主题与其他小说亚文类产生更多内容与主题层面的交融。从此基本立场出发，“ecology”“relationship”“system”“relation”“understanding”“consciousness”（加粗词汇）等环境保护相关的生态伦理词汇便可视作巩固统一体的行动尝试。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生态批评话语的独有词汇，这些词汇凸显了话语内容上的特异性，因此有可能为“泛生态性”划出一条语词边界。在生态批评论文与生态小说的共有词汇中，出现了“woman”“child”“poor”（下划线词汇）等词，似乎代表了特定少数群体和其生存境遇，令人想到生态批评在当代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汇流；而“god”（下划线词汇）的凸显，则显示了对自然的神圣性的崇拜贯穿了人类发展史，也指向了“nature”一词的原初意涵。胡志红指出，美国生态文学尤其是少数族裔文学中，将“自然”视为天（sky）、地（land）、神（god）、人（people）共处的世界，可谓精到之论。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生态批评话语的外延正是“泛生态性”发而广之的表现，而对少数群体、超人类力量的观照则凸显了生态性的内核，在生态话语介入某种特定的小说类型的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这一点在后文还将得到印证。
三、20世纪美国小说生态批评话语的演变及文类表现
如果说相关性计算已为生态话语的存在提供了语词层面的证据，它的边界也显得模糊，接下来，我们希望有一种办法，进一步考察泛生态性是在什么样的文本范围以及历史维度上存在的，或者说，能够历时地描述泛生态性在20世纪美国小说中产生的具体影响。从计算批评的角度，这也是在更大尺度的样本上对相关性建模所作的检验。
相关性计算的结果实际上提示的是文类观念内聚力（cohesive）的问题。生态批评话语与小说话语交互，形成了一种生态共同体，换一种视角，我们也可以说，这恰说明了以“生态”作为凝聚文类的核心观念，这一类话语具有较强的发散性，更容易与大量潜在的亲缘文类杂糅相生。由于20世纪美国成为生态文学发展的一大中心，我们在接下来的实验中专门聚焦20世纪美国小说中生态话语的变化，探究生态批评话语是如何在小说中显形，并逐步发展为同类写作的核心要素的。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衡量“泛生态性”的计算公式，在芝加哥大学文本光学实验室（Textual Optics Lab）建设的美国小说语料库（“US Novel Corpus”）共6 759部小说样本的水平上，从词频与语义的维度，追踪这种发展趋势，再通过极值性作品分析，深入单本小说内部，探勘究竟是哪些文本、词汇和语境构成了典型的泛生态性话语，促成了文类的形构。实验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实验二流程图
（一）20世纪美国小说泛生态性变化轨迹
我们首先构建了小说泛生态性计算公式，仍然通过对单词词频的计算，为单个文本的泛生态性赋值：
泛生态性=100×（生态关键词出现总次数/文本的总词数+所用到的生态关键词的种数/文本中的全部单词的种数）
上式中 “生态关键词”指的是前述由TF-IDF高频词算法得到的489个特征词汇。这里，左边的分式显示了“生态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在文本所拥有的总词数中所占比重，这一分式已经可以将生态程度大体表示出来。然而，如果同一个词汇反复、大量出现，则会导致生态用语丰富程度下降，所测量出的结果仅能代表某种特殊语义的占比情况。我们需要平衡这种由单一的特征词汇（通常带有特殊含义或误差）造成的高泛生态性的情况，因此应增加词型比的计算。右边的分子表示了全部不重复出现的“生态关键词”的种类数（例如“nature”一词一共出现了269次，但在此只计一次），分母部分则为文本中实际出现的不重复词汇数量，亦即全部单词的种类数。为了使数据结果更适于观察，我们将加和结果扩大100倍。
接下来，我们运用这个小说泛生态性模型来计算20世纪美国小说语料库中6 759本小说各自的泛生态性值。再根据3sigma法则，分别计算了每年的泛生态性均值以及与均值差距为三倍标准差的异常值的上下限，将数据结果拟合为平滑曲线，所得散点图及拟合趋势为图4。同时，为考察散点的离散程度，又计算了每年小说泛生态性的方差，并将散点拟合成平滑曲线（见图5）。
图4显示，20世纪美国小说泛生态性的均值呈现略微下降，这代表了泛生态性变化的整体状况与平均水平。在异常值的边界（即浅黄色区域）上，上限缓步下降，下限波动式上升，逐步向中心聚拢收束。这种聚合在反映数据离散状况的方差中体现更为明显（见图5），方差数值的下降说明散点在逐步向均值聚合。这种收束可以视为泛生态性渐趋稳定的体现，小说泛生态性从零星、逸散，要么有要么没有，转为集中于均值附近的准正态分布，似乎显示了生态意识对小说话语的逐步介入，最终促其成为被接纳的文类新常态，同时它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泛生态性值）便随之下降，没有20世纪初期那么彰显了。
至此，人们或许会问，那么“泛生态性”的标准到底在哪？岂非一种随意划定的结果？为了对此前的相关性建模操作做进一步的反思，我们采取对关键词丛做不同程度收束的办法，逐步缩小生态关键词表的范围，来观察在相关性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泛生态性”内核的变化——这同样是一个计算批评中模型检验的环节，一种进一步拆解算法黑箱的努力。
图4 20世纪美国小说泛生态性散点图
图5 20世纪美国小说泛生态性方差
我们还是回到关键词表建构和相关性计算中来反思“泛生态性”的形成。如果按此前设立的标准，在筛选生态批评关键词时，单词的TF-IDF词频大于0.005即可视为具有生态代表性，那么倘若将TF-IDF值的门槛逐级提高，这种生态批评论文与生态小说亲缘亚文类之间的相关是否会削减？我们尝试将TF-IDF值的标准提升到0.006，生态关键词的数量由原先的489降至362，我们发现科幻小说与生态批评论文之间的相关就此消失，仅余下哥特小说与其相关。当标准提至0.01，此时关键词丛降至139，哥特小说与生态批评论文的相关也消去，生态小说与生态批评论文成为唯一相关的语料集，就此我们来到了“生态性”出现的边界。这种“泛生态性”的逐级消退揭示出非常有意思的文类现象：从生态批评文集中抽离出的话语，其范围并非一定，当它仅与“生态小说”这一种亚文类中的话语分布相关时，是最精缩，最核心的。也就是说，这些构成了各级生态词表的关键词群本就处于各文类观念交界处的模糊地带，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可能难于体察其具体而微的功用，但是，我们通过不断实验的方法倒逼出了“泛生态性”从有到无的灰色地带，借此便可探究它们内在的等级结构了。
在这个逐步收紧相关性尺度的过程中，观察生态关键词表的变化，我们发现“泛生态性”的边界消减具有一定规律。如图6所示，“泛生态性”最外围的松散词群与宏大叙事相关，将人与万物置于宏大的时空中进行观照，由“历史”（history）、“真实”（reality）、“美”（beauty）等绵亘古今的永恒概念构成，科幻小说中的“泛生态性”话语正来源于此。第二圈层的哥特与生态小说所共享的词汇与价值伦理相关，诸如“价值”（value）、“正义”（justice）、“良心”（conscience）、“尊敬”（respect）等，这些词汇的删除将哥特小说也剔除了“泛生态性”话语的圆圈，生态小说与生态批评论文的相关便被赋予了唯一性。最内圈的词汇如“环境”（environment）、“人类”（human）、“文明”（civilization）、“技术”（technology）等均为生态批评的主体词汇，展现了生态性的基本内核。
图6 不同相关系数下的泛生态性—生态性词表差异
还需要探究的是所谓“生态性”与“泛生态性”在文本范围上的具体差异。为了找出生态意识表征最稳定的文本，我们先使用最小圈层的生态关键词表重新计算了US Novel中每一部20世纪美国小说的“生态性”，再将其结果与第一次的“泛生态性”计算结果分别进行降序排序，算出每一部文本在分别使用“生态性”词表和“泛生态性”词表计算后的序列差值。这个差值代表了最外层与最内圈的生态性之间的语义空间的重合度，差值越接近零说明二者越同质，小说的“泛生态性”内核越稳定。就像一种双重保险，尽管“泛生态性”的标准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取差值，我们抓住了相对确定的测量指标。当然，考虑到差值低还有可能是小说泛生态性与生态性数值均低的情况，增加筛选条件后，选取差值绝对值小于10、泛生态性排序位列前200的文本。最终，我们绘制了包含了年份、泛生态性排序、泛生态性与生态性排序差值绝对值三个维度的散点图，并且用红色三角标记极值点（见图7）。
在排序差值与泛生态性排序的平面观察，不难发现，词表缩减所影响的主要是泛生态性位于中位数地带的文本，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三角态势。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符合的，因为高泛生态性文本内核相对稳定、最内圈层的词汇出现较多，低泛生态性小说本身含有的生态元素较少，反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文本，由于一些边界地带词汇的增删，被赋予了不同位次（见下图）。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年份与排序差值的平面观察到了20世纪美国小说生态性的变化趋势。可以在图7上看到三次明显波动，分别以1930年、1970年为界，散点愈发集中，峰值显著提升。我们看到，1930年前第一次波动中的散点分布最无序，在泛生态性排序较高的一端聚集了诸多散点，可能正是部分高泛生态性小说的出现，使得前生态批评时代的数值达到高位。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30—1970年间的散点呈现出均匀分布的态势，直至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产生，小说在数量与差值方面达到了20世纪最高点，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登顶。这个峰值很可能对应了生态批评史上的一个节点，以1990年为界，生态批评被划分为“第一次浪潮”（first wave）与“第二次浪潮”（second wave）的阶段，生态批评发生了重心转移。我们可以回到不同阶段的典型文本中，做进一步的细读。
图7 20世纪美国小说泛生态性与生态性排序差值三维散点图
按条件筛选出生态性、泛生态性的差值在10以内，且二者排序均在前200的文本，即生态内核最稳定且两种属性均高的文本，并附上语料库原有的小说类型标签。
我们从表3中看到，无论20世纪70年代之前还是此后，这些内核最稳固的泛生态性小说在题材上都涉及了“原住民”或“西部历史”“科幻”“家庭”等类别，这些特定题材也渐渐固化为某种类型写作。题材和类型的稳定与趋同一方面印证了“泛生态性”建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在20世纪，不同阶段相似题材的叙写自身又经历了哪些变化？换言之，当我们聚焦泛生态性内核最稳定的那几类写作时，可否深入词汇与语境层面，弄清生态批评话语是如何对写作类型施以历史性影响的？这需要我们充分借助算法带来的洞察力，进一步将典型文本的典型特征挑选出来。
表3 1900—2000年间泛生态性差值前十的小说
（二）20世纪70年代前的自然书写：以原住民小说为例
当我们察看1970年之前所谓“前生态批评时代”小说泛生态性计算结果时，一个朴素的疑问是：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小说展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泛生态性（见图4）？我们猜测，既然生态批评话语比设想的范围涵盖了更多样的类型元素，那么某些元素有可能处于狭义生态小说与其他亚文类的交界地带，这种交集被计算批评模型敏锐捕捉并加以放大，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阶段的高泛生态性。在表3中，《众神之笛》（The Flute of the Gods）、《来自蒙大拿州的女孩》（The Girl from Montana）等通俗作品体现出较高的泛生态性，这类小说多以西部环境、部落生活为背景，讲述印第安族裔、女性等北美弱势群体的成长、冒险历程，从地缘意义上的自然视角观照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人群。尽管他们在题材和技法上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但是主人公对赖以栖身的自然的情感和敬畏构成了某种共通的主题，潜移默化地进入20世纪社会意识，借由对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少数群体话语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将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通俗小说作者、印第安人社会活动家玛拉·埃利斯·瑞恩（Marah Ellis Ryan）出版于1909年的一部作品《众神之笛》作为前生态批评时代的代表。它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小说泛生态性排序中位列第一，而且拥有泛生态性前十小说中最高的泛生态性选段。故事讲述特华族女子莫瓦特（Mo-wa-thé）受神谕指引，携其白肤神子塔恩特（Tahn-té）穿越沙漠来到霍皮族（Hopi）土地，塔恩特在霍皮成长并学习印第安古老“魔法”，成年后携母归乡。成为特华族大祭司后，塔恩特凭借对白人“魔法”（基督教）的深刻理解，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一支以宣扬正教为名、行淘金之实的西班牙部队的虚伪主张。西班牙神父对塔恩特怀恨在心，秘密揭发了塔恩特私下救助纳瓦胡族人祭少女之事，指控他与“女巫”勾结，意图削弱其权威。结果，西班牙神父被揭露为塔恩特生父，莫瓦特离世，塔恩特尘封印第安族黄金的秘密后隐遁山林，特华族方悟其先见却寻之不得。
图8 《众神之笛》高频关键词词云图
在图8小说高频词中，并未出现“自然”（nature）、“环境”（environment）等直接指称自然的词汇，而是以“土地”（land）、“太阳”（sun）、“水”（water）、“天空”（sky）等具体物象代之，凸显了早期的原住民小说对大自然风物的关注。除此之外，最突出的几个词汇分别是“神”（god）、“人”（people），与“白（人）”（white），在印第安人万物有灵的世界中，神力可视作自然力量的一种延伸，透露出写作触及的正是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与西方宗教文明之间的复杂冲撞与纠葛。
尽管小说主人公塔恩特是男性，“女人”（woman）一词的出现次数却与“人”基本相等，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让我们重新审视女性在叙事中的地位，或者说故事是如何展现出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的隐约观照的。可以看到，这些语词与表2中的结果也是大致对应的，说明此文本具有一定代表性。耶茨（Norris Yates）在《性别与文类》（Gender and Genre）一书曾提出，自19世纪始，女性作家书写的西部小说从公式化西部小说中脱离开来，形成一个相异的子类型，女主人公不再是男主人公英雄主义行为的陪衬，而渐渐成为西部土地上健康、独立的自然主体的体现。在小说中，携独子穿越沙漠的莫瓦特就是一个介乎人神之间的独立女性，在塔恩特成长开悟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个形象与其说有着圣母般的光辉，不如说更是一种自然意志的体现。而塔恩特在回乡途中和祭祀时遇到的那个多次在梦中出现的纳瓦胡少女，更是直接将自然女性化的存在，这也是高生态性小说中反复出现“女性”一词的原因。带有女性特质的自然成为角色开悟与成长的关键触媒，而莫瓦特的去世、纳瓦胡少女的献祭也象征着土地被外来者侵占、自然环境被破坏、部落的古老秘密失去传承，小说中充斥着此类生态女性主义的寓言，构成了关键意蕴。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郑重传达的，《众神之笛》的主题是两种宗教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本土神话与欧洲宗教传说之间的遇合与交手常常被用于构建故事的冲突背景，展示了殖民发生的复杂性。在叙述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莫瓦特神谕生子对基督教圣母故事的刻意戏仿。小说中不仅出现多次印第安神话与基督教故事的互文，还通过塔恩特与西班牙人的反复辩论体现两种文明的交锋。我们不妨回到小说中泛生态性数值位列前三、介绍特华族诸位首领职责的千字段落，围绕那个“印第安部落是否有国王”的经典争论，关注其中的词汇、语段与情节，体察小说是如何通过特华族与西班牙入侵者之间宗教观及政体的差异来展现“大接触”（European contact）初期的殖民景象的。
“塔恩特·波阿图恩霍（Tahn-té the Po-Ahtun-ho）让这片土地上的山神和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特华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地区的年轻神明可能是兄弟……他是最高级别的精神事物的首领，可能就是你们所称的教皇。每个村庄都有许多祭司和巫医，但任何时候只有一个卡西克（西班牙语对印第安族大祭司的称呼）……并不是每个路过河边的陌生人都能看到波维瓦的酋长，他从山中走出，参加了对至高神明的舞蹈，那之后就很难再与凡人交谈了！”
……
“凭什么权力能让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强大？——可你们却说没有国王！”
“不——不是国王。州长每年由议会中的成员选举产生——只有一年——然后换一个人——州长不会因为他的时间而得到任何谷物作为交换，——除了荣誉，如果他表现良好！……”
“但是，当一个人是统治者时，他不是在统治所有的人民吗？”
“不——并非如此。他为人民工作，有左右手可以商量各种事情。但遇到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时，会召开会议，每个人发言，最后每个人都会在罐子里放一颗黑豆或白豆，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就是波索恩格山谷所有村庄的法律制定方式。这里没有国王！”
……
“文明如此这般，实为幸事！”胡安·冈萨尔沃断言道，“若没有教皇法庭和王室法庭，又有谁能推动艺术与骑士团的发展呢？”
……
“不——并非如此。塔恩特已经向波维瓦的人们解释了国王的职责。我们没有国王。国王会用刀和矛战斗，他在自己的村庄里惩罚作恶的人，并命令人们在田地的水渠上劳作：——以及修复破损的城墙，或清理属于所有人的庭院。国王和他的手下会规定这些事情应该如何完成。州长与波维瓦的人民一起完成这些工作，并命令他们完成，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就会鞭打他们。战争首领和其他人一样工作，直到纳瓦胡人和尤塔人被驱逐；——那时，他的任务就是与他们作战——他是一个战士，但在战争中他做的是国王的工作。这些人是做国王工作的人。但我们没有国王。”
上述段落中，表2中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共有的高频词汇几乎都出现了。最频繁的是“people”（“人民”），还有land（“土地”）、“god”（“神”“上帝”）等。阅读这段对特华族政权组织形式的介绍，我们看到了宗教—行政—战争三足鼎立的政治秩序，与西班牙人一味强调国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三权分立也在当代美国政体中得到了传承，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美国的国家起源并不仅仅与欧洲启蒙运动相关，印第安族的传统文化很可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微妙作用，由此，小说主人公的实际身份也是耐人寻味的。与此同时，在这三者之中，宗教领袖的地位又显著高于其他二者，说明在印第安人心中，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远高于世俗事务，对这种“人—神—自然”关系的突出具有主题意义，瑞恩夫人选择在20世纪初将这份传统旧事重提，不难察觉出其间与现实对话的强烈意味。
自19世纪开始，美国主流叙事就在塑造一种历史神话，“将美国历史视为一种英雄史诗般的印第安战争”，通过将西部印第安部落描绘为卑劣的野蛮人，塑造来自西方的征服者、拯救者形象，从而掩盖或否定在殖民过程中发生的原住民灭绝等暴力历史事实。菲尔森（John Filson）在他1784年的小册子《肯塔基的发现、定居与现状》（The Discovery, Settlem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Kentucke）中就勾画了白人先驱者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民族英雄形象，这几乎是流行文化中最早关于西部的描述。更为畅销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廉价西部小说（dime novel Westerns），以廉价、暴力为主要卖点，沿袭的依旧是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透露出白人对于土地和权力的无上迷恋与优越感，追求直露的感官刺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1902）与当时“野牛比尔”(Buffalo Bill）剧团“狂野西部”（Wild West）杂技节目的演出和西部片一起，进一步固化了西部的刻板印象，贬低矮化印第安人成为构建美国民族认同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瑞恩夫人的写作很可能具有某种现实针对性，在她的故事中，来到美洲土地的西班牙人表面声称爱好和平，帮助特华族打赢了与纳瓦胡族的战役，但是背地里却觊觎印第安族的黄金；对原住民大开杀戒，受到抵制后不得不改换策略，威逼利诱，设计谋害抵制西班牙人的大祭司塔恩特；抱着一副正统的傲慢态度向原住民传教，称印第安宗教是“异教”。通过对特华族古老仪式的详细描述，瑞恩夫人发出诘问：白人自诩为原住民带来了文明开化，实际却威权、贪利、勾心斗角，印第安族传统的文化、土地、资源、生态乃至性命遭到践踏。不难理解，这些西部原住民小说成为“泛生态性”小说的典型代表并非偶然，毋宁说正是生态意识与反殖民思想相互激荡，赋予早期自然书写以现代文明批判的固有内涵，也启示人们从文类的角度去思考生态意识是如何参与了作为一种流行故事的“原住民小说”或者说“西部文学”的类型塑造的。
或许正是多重写作策略与政治内涵的媾和，遮蔽了这种小说中的生态元素，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环境描写常常出现在主人公开悟的情节中，土地、自然与神灵、民族文化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类20世纪初的畅销故事，虽然有时被划归美国早期的自然文学，却并不放在“生态小说”或“生态文学”的范畴中讨论。事实上，出生于宾州的瑞恩夫人也是白人精英，她生活在西部，钟情于加利福尼亚、蒙大拿、墨西哥州的历史、传说和风物，创作了包括《印第安情书》（Indian Love Letters）在内的等多部通俗西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一席之地。但她为写作奉献的一生，乃至加入霍皮族部落，为印第安人权益而奔走，今天的人们仍然不难察觉出其中的实践意义。渗入她文本中的多种写作策略，无论是所谓“擦写策略”——以表面上的迎合来颠覆父权，还是对家庭小说（domestic）技巧的挪用，都有其内在意图——大都通过编织复杂离奇的文化冲突，将对于种族融合的深沉思考植入其中，这些使之迥然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西部廉价小说”。泛生态性的文类模型将我们的目光重新引向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形态，寻觅它们所具有的类型特征，理解它们是如何在多种策略中盗猎、游走，在多元文化的接触地带立身的。
（三）20世纪70年代后的生态批评与原住民小说
1970年后生态思潮涌动，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和共振日益频繁。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1971年的小说《与荒原同行》（Encounters with the Archdruid）就以美国《荒原法案》的重要推手——“荒原保护的代言人”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的三场荒原旅行为素材，借文学作品重述这场生态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霍根（Linda Hogan）1998年的小说《灵力》（Power）的灵感来源为塞米诺部落（Seminole）酋长詹姆斯·比利猎杀美洲豹的真实案件，由此涉足了“宗教自由与《濒危物种法》之间的灰色地带”。70年代后的生态叙事融入了公共社会背景，传递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忧虑，更多新元素进入小说话语，70年代后的高稳定性泛生态小说除却原住民小说《和平酋长》（The Peace Chief）、《傻瓜乌鸦》（Fool Crow）、《睡莲》（Waterlily），还包括了《宏生命》（Macrolife）、《三驾马车事件》（The Troika incident）、《奥斯曼狄斯》（Ozymandias）等科幻小说，以及《路通向何方》（Where the Road Goes）（见表3）这样的在生态主题下综合关注女性、老人、性少数群体、原住民、少数族裔等社会群体的作品。生态批评话语的面向逐步拓宽，与主流社会思潮进一步合流。女性主义认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剥削是相似的；后殖民主义认为殖民地的生态状况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民族主义则将对欧美强权的谴责追溯到美洲的开发与破坏。弱势群体的呼号在生态批评话语下集结，交错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生态批评等复合体的生态批评群体。这一时期的泛生态性写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提升，而且高泛生态性小说增加，与向均值聚合的其他小说进一步拉开差距，出现了一些极值作品（见图4）。我们不妨回到表3中排行第二的作品——罗伯特·康利（Robert J. Conley）于1998年出版的原住民历史小说《和平酋长》中，观察生态话语是如何进一步发展了原住民叙事的。
小说以16世纪北美印第安部落彻罗基族（Cherokee）的生活为对象，主要讲述的是误杀了另一族同伴的主角“幼犬”（Young Puppy）被迫在所谓的停战城中软禁一年，他随部落牧师学习主持文化仪式，获得重生，最终成为“和平酋长”，带领族人前往族群土地的边境建立新镇，打击为西班牙人贩卖族人的奴隶贩子，守卫部落边疆的故事。康利本人也是彻罗基历史学家，与《众神之笛》类似，他也将故事时间设为与欧洲人“大接触”的前夜，也就是殖民扩张即将开始的时刻，在复杂冲突中勾画出彻罗基族人、肖尼人、塞内卡人、法国人等多个族群的群像，以一种地道的原住民视角正面直写殖民和种族这一美国文学的经典主题。同样的，《和平酋长》也可视为一部以印第安少年主角为中心的“成长小说”。小说中出现了更多与现代文明、城镇相关的词汇：
图9 《和平酋长》高频关键词词云图
如图9所示，虽然“水”（water）、“地面”（ground）、“木头”（wood）、“太阳”（sun）依旧频次较高，但是“人”“人民”“民族”（people）、“城镇“（town）成为了最为明显的词汇，具有高度人化色彩的动词“移动”（move）、“站立”（stand）、“走路”（walk）、“感受”（feel）也反复出现，这是前一阶段的典型原住民文本中没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幼犬领导部落人民迁往边境建立新镇、守卫疆域。小说泛生态性最高的千字段落出现在后半部分的开头，此时部落已经做出建立新镇的决定，作者重述了彻罗基族人与外来部落的交往，作为建立新镇的依据：
真实的人们（The Real People，彻罗基族人的自称）的土地辽阔无垠，为了防止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真实的人们习惯于防范来自他们的传统敌人塞尼卡人、特拉华人、肖尼人、克里克人以及其他他们几代人间断性地与之交战的部落的入侵。
但在这个充满危险的新时代，出现了新的威胁。直到最近几年，这些全新的、完全陌生的人们才开始威胁到真实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所有邻居的和平与领土。
起初，他们只是把这些陌生的入侵者称为“白人”或“长着毛茸茸的脸的人”，但后来他们惊人地发现，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不同部落的人数量众多。最终，他们学会了如何区分他们。
他们最早遇到的是西班牙人。他们在真正看到它们之前已经听说过它们的故事很久了。西班牙人来到了提穆卡斯和卡鲁萨的土地，这是位于真实的人们的土地以南很远的地方，关于这些奇怪而残忍的野兽的故事通过商人和其他旅行者传到了真实的人们的耳朵里，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
最终，西班牙人到达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最北端，一些真实的人们甚至与他们发生过冲突。真实的人们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受到这些“基督教徒”的太多伤害，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足够多的他们，以至于他们希望在未来尽可能少地与他们打交道。
然后来了法国人，真实的人们了解到他们与西班牙人不同。他们了解到他们可以与法国人相处，慢慢地，他们甚至开始称一些法国人为朋友，并承诺与他们建立贸易联盟。法国人图尼埃尔甚至充当了调解人，试图让真实的人们与他们的长期敌人塞尼卡人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然而，真实的人们对法国人有了奇怪的发现。在他们作为客人住在真实的人们居住的基图瓦镇期间，一些法国人背叛了他们的领导人。因此，即使那些他们称之为“朋友”的白人男子，真实的人们也必须保持警惕，因为那些“朋友”中也有一些坏人。
最近，他们听说还有另一群白人男子，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法国人，而看起来互相憎恨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讨厌这群新来的人。
因此，一向对邻居保持警惕的真实的人们变得更加警觉和多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有趣的是，起初彻罗基人对欧洲白人和北美其他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区别并不关心，只将他们笼统划为异族，他们对于敌、友的区分是看对方是否尊重自己领地的边界。在与欧洲人正式接触之前，冲突只在印第安部落内部发生，直至殖民者踏上了这片大陆，他们才意识到“真正的威胁”为何，情节也由此转关。随着对对方行径的认识加深，引文中的词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土地”（land）变为“领土”（territory），最后是“国家”（country），呼应了主权意识的逐步确立，土地成为彻罗基族认识殖民者形象和自身处境的重要媒介，也道出了几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长期以来，“种族扩张”（race expansion）、“西部扩张”（Western Conquest）便被视为美国的建国基础，西部是欧洲殖民者眼中神话般的应许之地，他们选择性地对原住民的遭遇避而不谈，历史被塑造成正义、正当的国家神话，直至70年代，才开始面对其间的暴力本质以及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因而土地在20世纪殖民问题中便占据了核心地位：“土地最实在、最具价值，因为土地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保全他们的尊严。”土地代表着家园、生命与生计，与部落血脉相连，更意味着部落主权与独立性，哪怕肖尼人在彻罗基土地上建造城镇的行为并未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也必须被驱逐。《和平酋长》正是对印第安历史上惨痛的“血泪之路”的影射：殖民者肆意闯入原住民的领地，以发展之名行资源掠夺和征服之实，印第安人经由“血泪之路”被迫迁往保留地，传统的狩猎、采集和渔业生产等生态环境被急剧破坏，土著性消失殆尽。实际上，在康利的系列历史小说The Real People中，每一部小说都从部落归属、民族与传统的角度重述了以地理为中心的区域认同，可以说原住民写作中天然包含了自然生态层面的控诉，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更深层地看，当赖以生存的土地遭受破坏，部落所珍视的那些表达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文化仪式也丧失了义涵，个体不断产生对地点与移置的认同焦虑。《和平酋长》中详细记录了布什盛宴、新月仪式等彻罗基族的种种繁复的仪式，并通过法国人之口指出，彻罗基人认为人类完整、虔诚地完成仪式才能确保世界的顺利运行。然而此种确认自我的联结方式却随着土地的迁离被连根拔起，这既是生态之殇，也是民族之殇。更进一步看，伴随着与欧洲的大接触，彻罗基族的口传文化传统遭遇书写文明的强烈冲击，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上展现出天然劣势。首先接触并习得书写技能的祭司阶层垄断了文化解释权，更广阔的彻罗基大众却被弱化为神话仪式中无知的参与者，在主流的国家历史书写中处于失声状态。殖民行为的渗透力与破坏力年深日久，保存在民族文化记忆里的创伤代代相传，至20世纪末依旧以不同的面目浮现于“重写历史”的流行叙事中。
如此看来，《和平酋长》的写作自有其现实抱负，暗含了一种历史阐释权的争夺。20世纪90年代冷战落幕，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加剧，种族主义对抗逐步上升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康利自1992年起开始以彻罗基族的民族故事为原本书写历史小说The Real People系列，共12本，《和平酋长》是第9本。前三本小说集中叙述了彻罗基族人杀死牧师的故事，这是彻罗基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长期以来被白人主流叙事放大、抹黑的焦点。康利自述，在书籍上看到的历史记录让他困惑且愤怒，遂决定自己提笔建立彻罗基叙事的文学体系，以这种方式文化还乡。
至此，我们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和此后的原住民生态书写又有何分别？虽然二者都征用了部落神话，《和平酋长》较《众神之笛》显然具备更多现实诉求，削弱了对原住民生态的浪漫想象，这也可以理解为生态批评话语走向深入的体现。《众神之笛》中原住民与自然的对等、西方与文明的对等，仍然带有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倾向，而世纪末的康利则注重在更为复杂多元的叙述中彰显现代性进程的暧昧面向。在《和平酋长》中，彻罗基族人不再是天生的生态主义者，他们也曾面临文化仪式丧失传承、与自然联系减弱的问题，他们正是在与欧洲殖民者的接触中重建起自身主体性的。小说主人公在彻罗基城内居住一年，不与外来者接触，潜心学习彻罗基族古老的文化仪式，获得新生并带领族人前往领土边界建立新城，在文化冲击中被动发展出族群的现代认同之路，被赋予了极强的寓言性质。
作为一个带有彻罗基血统却并未在部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文化研究者，一方面康利对彻罗基族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成年后对白人叙事的学习，另一方面又保有祖辈口述的零散集体记忆，两种视角的交织让他处于不断地对比、衡量与择取中，这使他的立场本就不同于百年前的瑞恩夫人。作为彻罗基族最喜阅读的作品之一，The Real People系列小说带有某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以主人公与外来欧洲人的交往细节，“还原”了处于文明夹缝中的殖民现实和少数族裔的认同困境。小说既写彻罗基人遭受的历史劫难，也写部分欧洲外来者对原住民文化的好奇与守护；写西班牙混血阿斯夸尼及妻子奥萨在被彻罗基人收养后若即若离的矛盾状态，他们感激彻罗基族的收养，与彻罗基青年成为密友，又秘密传承着部分西班牙文化，在面临丈夫去世的挫折时选择闭门不出， 不愿寻求族人的帮助，这是否也是康利在成长过程中曾经面临的矛盾和困惑？无论如何，这样的写作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是如何借助档案和口述材料，深入文明大碰撞之际丰富、生动的历史环境的。这不仅与他本人混杂的身份有关，也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的原住民写作背后更加驳杂的历史内驱力，早已不同于百年前对西部自然历史的想象了。康利正是站在原住民与殖民历史、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交汇点来观照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这种思考与同时期生态批评的转向也有颇多类似之处。
至此，算法的收放将原住民小说这一与生态密切相关的叙事类型凸显出来。虽然这一主题未必在主流生态文学史中占有分量，但我们通过算法重新串起了其中并未中辍的关联，“泛生态性”的概念也被实体化了。正因直指殖民史以及作为其延续的种族问题，原住民小说带有显而易见的文化研究和批判目的，驱使写作者不断寻找新的策略，从不同身份、代际的角度去展现少数族裔别样的自然记忆。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到了一种以生态为核心的主题交汇，也理解了生态批评的历史内涵。
四、作为生态批评的科幻文类
与单纯追求大数据、长时段的宏观阅读不同，计算批评强调在不同的观察尺度上进行可随意变焦的阅读（scalable reading），在批评诉求的引导下实现远读和细读之间的自由滑动。对我们来说，就像一种比例尺的拉近（zoom in），如果采取加权计算的手段，还可以将泛生态性的实质更大程度地放大出来，帮助批评者理解最具生态性的作品的性质。所谓加权，其实就是根据关键词丛在生态论文中的TF-IDF值的大小为不同单词赋予不同权重，以便在前述计算生态程度的公式中区分不同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加权后，重新计算美国小说语料库中所有文本的生态程度，20世纪美国小说生态性以及泛生态性—生态性排序差值结果如图10所示。图10中将小说文类用不同颜色渲染，根据与生态小说的亲疏远近着色。
图10 20世纪美国小说加权生态性散点图
我们看到，倘若不计算“泛生态性”，而仅仅用最核心词表计算生态性（见图10）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现。加权后的小说生态性在整个20世纪展现出上升的趋势，整个图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这一趋势在1970年后的高生态性离群值中尤为突出。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些高生态性的离群样本大都是深色三角符号所代表的科幻小说。与图11合而观之，会发现生态性高、泛生态性与生态性差值小的小说也有相当大一部分集中在科幻小说类型下。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将泛生态性词表收缩为生态性词表，便刨除了其他生态亲缘亚文类，使得生态小说成为唯一与生态批评相关的小说文类，在一定程度上已减少了生态主题与其他文类交叉的可能，但是加权显示后，生态性最高、最稳定的作品竟几乎全是科幻作品，这说明20世纪后半叶的科幻写作与生态话语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实际上，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前述实验结果（见表1）中，关键词丛在生态小说和科幻小说中的排布具有最高的相关性（0.326），甚至超越了生态批评与生态小说之间的强主题关联。这再次说明，科幻和生态很可能构成了所谓“泛生态性”的主体。前后两个实验建模得出了可以相互印证的结果，也引导我们去思考生态与科幻二者的交融究竟是以何种形态发生的，传递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图11 20世纪美国小说加权泛生态性—生态性差值散点图
事实上，科幻对生态主题的关注持续已久。以当下流行的气候小说为例，王瑞瑞指出，气候变化主题在科幻小说中的写作可追溯到凡尔纳（Jules Verne）1889年的小说《旋转乾坤》，以20世纪60年代J. G. 巴拉德（J. G. Ballard）系列小说的写作为“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fi）的起点。气候小说的命名更是对科幻小说的戏仿，很多气候小说的写作者都是科幻小说作家。经由全球变暖等一系列气候危机事件，所谓气候小说逐步脱胎为一种独特类型，成为科幻与生态小说为人津津乐道的交汇点。
回到我们的量化结果上，科幻小说在放大后的生态性计算中的确占据显要地位，生态性排名前十（甚至前三十）的小说几乎都是科幻，且泛生态性与生态性排序差值较低，展现出这些文本的“生态性”和“泛生态性”内核具有极高一致性（见表4）。
表4 1900—2000年间加权生态性前十的小说
表4中小说主要出自于非裔美籍科幻女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安德的游戏”系列小说作者奥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星球大战”系列作者艾伦·迪恩·福斯特（Alan Dean Foster）、美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等人之手，可以说囊括了美国科幻黄金时期（Golden Age）的重要成就。这些小说在情节上的共同点是书写异族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冲撞、斗争，无论这些外星人是人类的更高抑或是更低形态，几乎无一不在追问同一母题：面临外来文明侵袭时，人类究竟是敞开怀抱接纳异类，还是坚持所谓的“人类性”与外族抗争到底？巴特勒“莉莉丝的孩子”（Xenogenesis）三部曲，写的就是地球毁灭后幸存人类与外星物种欧安卡利人的交往分合，核心分歧落在是否接纳两类物种的混交上。卡德《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是“安德的游戏”系列第二部，在第一部所述天才人类儿童安德消灭外星虫族之后，讲述安德从战胜外星入侵物种的英雄沦落为屠杀外星生物的魔鬼，被迫放逐到宇宙中，与此同时人类又开始研究一种新的外星智慧生物“猪仔”，危机再次发生。无论小说背景、作者立场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种族交战，这是高生态性小说的共同主题。我们可以回到综合排名最高的“莉莉丝的孩子”三部曲中，从最典型的完整样例中观察两种主题是如何融合的。
“莉莉丝的孩子”三部曲写于1987—1989年间，讲述战争毁灭地球后人类为外星人欧安卡利人（The Oankali）所救的故事，依次为《破晓》（Dawn, 1987）、《成年礼》（Adulthood Rites, 1988）和《成熟》（Imago, 1989），在加权生态性计算中分别位列第9、1、2位，且泛生态性与生态性差值极低，说明无论对于生态还是科幻，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小说以被战争摧毁了的地球为背景，叙写几代个体的不同态度与抉择。小说的看点在于欧安卡利人并没有趁虚而入、将人类矮化为奴仆，反而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最大可能地拯救现存人类，帮助有意愿的人类重建家园，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与人类杂交，以弥补他们自己基因无法变异的缺陷，实现后代的“基因多样性”。但正是这种杂交在人类中引发了巨大分歧（小说中将杂交后代称为“混构人”），混构人究竟应当如何被界定，他们应当在何种文化环境中成长，成为这部反乌托邦三部曲更换不同视角、设置不同处境不断探讨的命题。在第三部《成熟》的最高生态性千字段落中，有一段混构人欧劳关于自我认知的论述，可视为题眼：
尽管它（指欧安卡基因的来源尼卡吉）犯了错误，但它还是我的同性家长……人类把这件事看作权限问题——谁对孩子有管辖权。混构人和欧安卡利人明白这是生理问题。尼卡吉的身体“理解”我的身体在经历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尼卡吉让我知道自己一切正常，向我保证我不是一个人。它以欧安卡利人和混构人同性家长的方式，跟我一起经历蜕变。它很清楚什么会打扰我，什么是安全的。它的身体清楚，没人会反驳这方面的认知。就连人类的同性家长似乎都能对他们的孩子感同身受，这让人敬佩。如果没有那种同情，一些正在发育的男性和女性就会在一段时间里感到疏远。我的一位兄弟在蜕变时跟家人、欧安卡利人和混构人完全断了联系。他对跟自己无关的人类伙伴做出反应，丧失了自己所有可见的人类特征。他活得挺好，人类群体尽力照顾好他，但是蜕变之后，他不得不接受大家把他当另一个人一样对待。他由人类所生，可回来时我们的人类父母完全不认识他。
“我不想把你推向人类或欧安卡利人的极端”，有一次大家让尼卡吉清静了几个小时，它对我说。不管我清醒与否，它知道我会听见和记住，所以它经常对我说话。它的陪伴和声音抚慰着我。“我希望你以应有的方式全面发育，你的改变越是常态化，大家就越快地把你当正常人接受。”
它还没有说服大家接受我的任何方面，甚至没人接受我应该得以留在地球并在罗奥度过我的亚成年期和第二次蜕变。目前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一旦完成这次蜕变，我就要被送到母舰。
关于何以界定家长，欧安卡利人从纯粹生理的角度强调尼卡吉基因对欧劳生长的效用，人类则会更多考虑社会文化建构的意义（“权限”）。混构人在人类社群中的接纳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混交的后代究竟属于何种种群？混构人如何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叙事以女主人公莉莉丝及其后代为聚焦中心，让人们沉浸在复杂的认同困惑中，混构人只能通过不断向“正常”靠拢，来获取群体的接纳与归属感，在此之外等待他们的只有噬心的孤独与自我放逐。或许，对“人类”概念的重审是这些带有浓厚生态批评色彩的科幻小说共享的出发点。从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到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皆以一种新型的身体具象挑战了数千年来的思想观念体系，无不在叩问同一个问题：现代科技究竟是在扩展人的边界，还是在削弱人的主体性？巴特勒对欧安卡利人与混构人的描述，究其实质是一种“人之何以为人”的思想实验，通过角色间关于物种混合的争论，逐步逼近人区分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并把这种区分推向存在主义式的极境，拷问单一的、本质主义的物种起源论的合理性。显然，小说中的欧安卡利人认为万物没有等级之别，人类却极力维护差异，竭力遮掩、切除混构人孩童的非类人成分。当莉莉丝得知自己被欧安卡利人受孕，第一反应是“恐惧”：“它在我的身体里，可它不是人类！”他们固执地维持着一种自认为是“本质”的东西，哪怕人类需要依靠欧安卡利人的基因编辑才得以存活，却依旧十分鄙夷欧安卡利人的外形，这其实是对人与动物之间绝对分野的坚持。以人为万物的尺度是启蒙运动以降颠扑不破的信念，人类成为情感、智力、创造力与文明的唯一来源，在这一认知下，故事中人对动物的猎杀被赋予伦理层面的合法性，这也是科幻与生态话语共同关注的主题。
当然，科幻与生态写作的关联并不停留在理念层面。雪梨尔·温特（Sheryyl Vint）曾指出，作为文化实践的科幻以隐喻的方式观照社会与政治，达到批判现实，积极介入、改变现存世界的目的。在阅读中，读者很容易将人类与欧安卡利人的关系视为现实中美国少数族裔与白人社群的镜像。难得的是其中不仅植入了对于身份混同、文化杂交以及殖民霸权、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反思，还通过特别的科幻设定，追问这一切的根源。正如从第二部《成年礼》生态性最高的千字段落中看到的：
“我们不但需要基因上的多样性，而且需要文化上的多样性，这样才能完成一桩圆满的交易。”
“交易！”提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你们的所作所为，但这绝不是交易。交易是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换。”
“是的。”
“它不会涉及强迫。”
“我们有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也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你们来这儿之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你们那时快死了。”
在整部小说的设定中，欧安卡利人与人类之间的“交易”不仅是基因编辑之所以发生的目的，也是关于种族统治、治理逻辑的关键隐喻。前述关于人类起源之纯洁本质的思辨能够展开，不能忽略“基因交易”这一重要前提。基因编辑的目的是基因交易，当纯粹技术上升为交易便不再简单，而成为了身体殖民的起点。三部曲中的基因技术并不如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论者所认为的，仅仅代表了一种“基因决定论”（背后是自然主义），相反，批判的重点恰在于作为“交易”的基因技术如何成为以拯救与解放之名控制他者、构造新的不平等的手段。在欧安卡利人看来，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是一切不平等的起源，核战争正因此而起，这种“人类癌症”不能通过社会变革得到根除，只能施以基因改造，这里已经走向一种危险的物种优生学了。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化表面看是互惠互利的，但新的权力结构正自此滋生。欧安卡利人的世界并非阿凡达式的世外桃源，作为治理工具的基因工程自有其残酷性，人类以放弃并交付自己的身体主权为代价，获得了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具身性经验，变得依赖对方，对方也成了新的上帝，构建起具有“新秩序”的生态圈让人类实验品适应，这正是基因技术发挥作用的实质所在，是撬动一切的那个支点。诚如有论者指出的：“基因交易所引起的后果将是两条阶级曲线重合。通俗来讲，就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以‘自由’和‘自愿’的名义，诱使（甚至迫使）其他人让渡自己的基因优势。这最终会让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这里仍隐蔽着摆脱不掉的主奴二元性。
外来殖民者的强行闯入竟是通过基因交易来实现的，这既是想象的也可能是现实的，是对生命技术、生物跨国公司独领风骚时代的一种近未来想象。借写异质文明对人类和类人生物体生命全过程的管理，来发掘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将表面温情实则令人忧惧的殖民逻辑通过一个后人类的情境暴露出来，应该说这个设定高明且奏效，后来流行且大获成功的科幻脚本中都不难看到其影子。对于巴特勒来说，这种批判在种族冲突层出不穷的世纪末产生的意义不言而喻，无怪乎斩获多项大奖，成为第一位以科幻小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作家。
我们从这些被放大的高生态性作品中，挖掘出这一类距生态话语最近的科幻小说的共同特征。除却内容与情节的关联，更重要的联结就在于，它们都将“人类”置于宇宙尺度上，重新思考其作为普通物种的位置，这种重审大都被不同的身份立场复杂化为了一种以生命技术为触媒的生态批评实践，通过波云诡谲的想象向现实伸出了更敏锐的触角，回应了殖民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自然主义等等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一落脚点与原住民小说中的反殖民批评无疑有所呼应，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正构成了其未来形态。正如布伊尔在总结生态批评未来走向时所称，“非欧洲中心的生态批评会激发新的框架和词汇，丰富和重新思考生态批评的范畴”，科幻叙事为其提供了沃土。
总结
本研究首先完成了对20世纪生态批评话语的建模、检验与细勘，与其说刻画的是“生态批评话语”，不如说是对生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反映力的捕捉，只不过我们是通过不断地调节模型输入，观察输出，设定更宽泛的标准来做到的，我们把这种影响辐射所致的结果称为“泛生态性”。其次，我们对批评话语与生态小说、亲缘生态小说之间的互文做了语词层面的细挖，并且，为了历史地呈现这一过程，也对20世纪美国小说中生态批评话语的演变做出多尺度分析。再次，我们从泛生态性的意义上重新阐发原住民小说，特别关注了这一并未跻身主流视野的文类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意义，揭示了小说创作中天然存在的批评性元素，试图说明生态话语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后更深入地塑造了类型写作的。最后，我们通过加权算法进一步放大了生态程度，展现了生态性与科幻性在20世纪末合二为一的景象，这种耦合在语词、内容、主题乃至文化抱负上都存在，不仅引导读者重新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定位，而且通过宏大想象和精心设定参与到当代反殖民、反种族主义的文化叙事中。
跨文类存在的“泛生态性”让我们重新理解过去所熟知的文类概念，再次引发关于文类为何、何种特质构成不同文类、其边界在何处的思考。历史上的文类概念几经变迁。17世纪至18世纪，新古典主义者将文类视为古典诗学确立的规范性类别，奉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悲剧、喜剧为圭臬，高度重视文类的纯净、等级秩序与延续性，对新文类的出现态度保守。19世纪以降，文学批评才打破传统的文类等级，开始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概念来描述文学发展。此后，随着文学日趋商业化，作品数量激增，流行样式迅速更迭，出现了基于题材的社会学划分方法，“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类型标签逐渐为人所用。这一阶段，虽然出现了哥特小说这一类在题材、写作技巧与艺术意图上均较为明晰的文学类型，但是更多文类的界定是含混的。恰如韦勒克所言，现代类型理论不限定文类的边界与数量，它认为文类可以有单一或混合的来源，关注的重心不再局限于类型之间的区分，转而探讨种类之间共同的文学特性、技巧与效用，这也是“泛生态性”存在的理论基础。需指出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生态价值体系始终向种族、性别、殖民、阶级等政治议题延伸，形成了一套内核渐趋稳定、边界依旧开放的话语系统，这一过程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主流文化生产中的核心命题与深层焦虑，或许正因此，生态批评话语才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泛生态性”的症候才格外凸显，在理论批评对虚构写作的强势介入下，“生态”也比20世纪其他类型学概念获得了更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观察也可视为对伊格尔顿等人命题的回应。
本研究在展开的过程中，康吉赢负责代码实现、数据分析、量化建模、论文撰写；赵薇负责实验设计、量化建模、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研究经美国芝加哥大学文本光学实验室（Textual Optics Lab）Hoyt Long教授授权使用美国小说语料库（US Novel Corpus），谨致谢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后研究员韩玉凤对本文亦有贡献，一并感谢。